餘生–賽德克巴萊 PUSU QHUNI

本片述說霧社事件後80年來倖存者的生活情況，彌補了《賽德克•巴萊》電影裡無法詳述的環境背景，以及賽德克婦女以自身的犧牲，成就族群男性的驕傲，特別是忍辱負重、倖存下來的人，所展現生命的韌性與重建部落的歷程。



1930年帶頭抗日而爆發「霧社事件」的馬赫坡社頭目莫那魯道在南京國民政府來臺後，被表揚及厚葬，被塑造為民族英雄。但對大部份經歷「霧社事件」而存活下來的族人來說，「霧社事件」卻像一場無法對外言說的夢魘。

走進「清流部落」，極少人能夠或願意談侃侃而談那段往事，真正經歷的人也己經身故。更多的原因是每一戶失去親人的痛苦、幾近滅族的殺戮陰霾，這些，都不是「抗日英雄」幾個字能夠化解或總結的。

今日的「抗日英雄」，莫那魯道家唯一存活下來的莫那魯道的女兒馬紅莫那被冠上了“造反者後裔”的罪名。當年的馬紅，親眼看著自己父親、兄長赴死，一雙兒女也被自己親手丟下山谷，自己卻獲救苟活，她一輩子帶著罪惡感天天酗酒哭泣，並經常性的上吊尋死。

而另一個在戰亂中存活下來的女性，娥嬪塔道，日名高山初子，為另一個起義部落「荷戈社」頭目塔道諾乾的女兒。她從小受日本教育，當時的丈夫是被日本人一手培植的樣板模範蕃之ㄧ的原住民青年警察花崗二郎，在當時二郎偕同一郎家族一起自盡時，初子因為懷有身孕，被族人強迫帶離到未起義部落巴蘭社避難。為了遺腹子存活下來的她，依然過著無法自主的人生，在日本人的安排下，嫁給了另一名同族的醫生。

幾乎所有「清流部落」的遺族婦孺都和馬紅莫那、高山初子一樣，在過去的記憶和未來的茫然間找尋生命的出口，經歷失去家人的痛楚也揹負延續生命、重建部落的責任，是當年那群一心求死的「戰士」成就了這群努力求生的「勇者」。

【拍攝緣起】

2010年的9月電影《賽德克‧巴萊》殺青了，但魏德聖導演心中同時還有個心願，那就是除了以劇情片讚美賽德克男性勇士的英雄事蹟外，也希望以紀錄片形式，記述霧社事件後的抗日餘生，如何從悲劇倖存者的處境，以無比的勇氣直面未來，成為今日的清流部落。因此邀請完成「回家三部曲」的紀錄片導演湯湘竹（他同時也是電影《賽德克‧巴萊》錄音師）來執導紀錄片《餘生─賽德克‧巴萊》。

電影《賽德克‧巴萊》是一部以讚揚賽德克族男性，發動霧社事件，為尊嚴而戰的劇情片。但是在波瀾壯闊的事件另一面，在歷史的陰影中，賽德克族的老弱婦孺們，卻以激烈的上吊等方式自殘；在無路可出之下，只能以僅能掌握的自身生命，結束男性世界因殺戮所造成的困局。而忍辱負重、倖存下來的抗暴餘生，為延續族群命脈，在「生」比「死」還不容易的處境中，以更艱難的姿態生活著。

紀錄片《餘生─賽德克‧巴萊》所聚焦的物件，就是這群堅強的，被日人強迫遷徙到川中島（清流）的抗暴餘生。在人類的歷史中，男性多以戰鬥、殺戮尋求生存的契機，但是女性宛如大地之母，孕育生命，以柔美的姿態，展現生命的韌性。在「霧社事件」後，被移往川中島(清流部落，南投縣仁愛鄉互助村)的賽德克抗日餘生，正是此種韌性的最佳體現。

如今清流部落的環境遺世獨立，稻浪翻風，處處充滿生機，同時也是臺灣教育程度最高的原住民部落。相信這是倖存下來的餘生們，以非凡的意志，重建家園的成果。

從電影延伸至紀錄片，我們要提醒的是：無論時代、文明如何演進，不可撼動的，是此身為人的尊嚴與天賦權力。